麻省理工学院(以下简称MIT)是一所世界著名的私立理工科技研究型大学，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剑桥市，成立于1861年。经过了150多年的发展，如今是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以顶尖的工程学和计算机科学而著名。今天秋凡科转就带大家一起了解麻省理工学院的创新和技术转移。
第一篇
深度｜麻省理工为什么能出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号称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来源：正和岛、秋凡科转等，文：宋志平
2019年3月，时任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世界水泥协会主席宋志平应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三方联合邀请出席了在华盛顿召开的“能源及新气候经济：难以转型行业”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在美期间，宋志平还到哈佛大学商学院作了案例演讲，并到麻省理工学院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和交流。宋志平对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和创新体系感触颇深，撰写了《从麻省理工看产学研创新体系》一文，记录这次的学习之旅。
2019年3月上旬，北京已是春意渐浓，但波士顿依然寒风料峭，白雪皑皑。世界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相邻而立，坐落于查尔斯河畔。
本次访美，我作为世界水泥协会主席，先到华盛顿，围绕着水泥行业减排的主题与世界银行的官员们进行了交流，然后应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校方的邀请，来到波士顿，踏着瑞雪，为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同学们作了案例演讲，并访问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机械工程系、媒体实验室和MIT全球产业联盟等机构。
麻省理工学院是我本次访问的最重要一站。
麻省理工学院(MIT)创立于1861年，从1865年开始招生，大约1000名教工，4500名本科生，6500名研究生，占地0.67平方公里，拥有5个学院，沿着波士顿查尔斯河一字排开。
MIT走出了66位美国工程院院士、79位美国科学院院士、31位美国医学院院士，以及75位诺贝尔奖得主，目前有10位诺奖得主在校任教。
这里也是一个创新基地，麻省理工的校友们创建了三万余家活跃的公司，共计雇用了450万名员工。
更让我们感到吃惊的一个数据是，由MIT校友创建的公司每年总计收入为两万多亿美元，位列世界第十大经济体。
就像旧金山的101公路和斯坦福大学的关系一样，波士顿128公路主要依托麻省理工学院，以路为轴，聚才兴业，积聚了数以千计的研究机构和技术型企业，形成了世界闻名的高科技创新走廊，两者分别创造了麻州奇迹和硅谷奇迹，在美国东西部相映成辉，成为著名高校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经典案例。了解MIT的创新路径和大学精神，对我们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和培养企业家精神将会非常有裨益。虽然由于行程的关系，只有短短一天的时间在这里进行访问和交流，能够见到和听到的十分有限，我依然觉得收获满满，受益良多，有三个方面的认识尤为深刻。
128走廊上创新企业星罗密布
一、教学、研发与市场的紧密结合
和我会谈的麻省机械工程系刚刚卸任的系主任陈刚教授，他身兼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是华人科学家的骄傲。获知陈刚院士早年毕业于华中科技大，而我也是该校毕业的博士，大家算来是校友，这一下子拉近了大家的距离。在他担任机械系系主任十几年期间，麻省机械系成果卓著，人才辈出，综合排名长期位于全美第一。从陈刚院士的介绍中，最强烈的感受是他们创新的教育方式和开放的研究体系，是开放和跨界的融合。该系的研究范围远不是我们传统的机械工程概念，而是涵盖了非常广阔的范围，从机械工程延伸到生物工程、能源与环境、海洋、微纳米材料等领域，产生了人造皮肤发明人Yanni Yannas、3D打印鼻祖Ely Sachs等著名科学家。陈刚院士本身在国内以前是学发电和锅炉专业的，来美国以后，他的研究领域延伸到了发电/储能材料和装置，导热/隔热材料，乃至污水处理和海水淡化等方向。他的热充电电池被《科学美国人》杂志评为2014年改变世界的十大想法之一，诸多发明屡获殊荣，成果斐然。 MIT特别鼓励学生的创造，学生们的研究和论文方向不必局限于他们的学科，专业上不设界限，可以以他们自己的兴趣为主，老师觉得好就可以;但同时，教授带学生必须要找到经费的支持，而这些经费的取得往往来源于企业和市场的需求，得不到经费就无法开展研究，这样，创新的想法就紧紧结合到了未来市场和实际应用，使研究的选题更加精准。我也了解到企业如果能资助和支持项目的话，知识产权仍归高校所有，但可有优先使用权，这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机制，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二、着眼于开放交叉和前沿科技
麻省理工的媒体实验室(The MIT Media Lab)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机构，它成立于1980年，本身来源于计算机系几个教授一些跨界的、甚至异想天开的想法，所以曾经一度要被撤销，但麻省理工最终还是给了他们继续尝试的机会，后来诞生于计算机系的这个机构竟然加入了建筑及城市规划学院，从这里诞生了麻省的3D打印等众多优秀技术，也给美国英特尔等公司的崛起提供了强劲的支持。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是一个致力于科技、媒体、科学、艺术和设计融合的跨学科研究室，其使命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老实验楼由毕业于该校的著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新实验楼由日本著名建筑师桢文彦设计。媒体实验室致力于研发最新的计算机科技，当中许多属于最前沿的科技发明，以概念性产品为主，到处弥漫着一股创新活力，跳动着数字时代的脉搏。
媒体试验室充满神秘和传奇媒体实验室的创新研究是探索性研究和独创性研究的结合。这类研究难度很大，有相当大的风险。在没有成功把握的情况下，如何决定开展某项研究，并将其长期持续下去?媒体实验室二十几年来的经验表明，创新研究可以着眼于以下四个方面：人本主义：研究内容直接针对人的需求，目的在于帮助人类提高生活质量。交叉性：研究内容涉及学科众多，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跨学科范畴。独创性：在媒体实验室，最注重和强调的是要有独创性的研究方向和课题。开放性：媒体实验室是一个完全对外开放的实验室，使得研究人员不断获得创新的动力。在研发合作方面，实验室有很多来自企业界、军方、学术界和政府机构的赞助或合作单位。这些全球性企业和政府部门及相关研究院所积极参与及赞助媒体实验室的研发合作项目，建立了独特的产学研模式。赞助者参与这些创新、探索性的研究协作，开阔了眼界，了解了新的趋势，得到可靠的信息;媒体实验室中教授之间、学生之间的背景很不相同，研究的内容也相互交叉，使得各个个体和小组之间的协作非常频繁，因而教授和学生常常定期举行会议，相互交流研究思路和心得。这种发散式的创新方式在单个企业内很难进行。 媒体实验室的产学研发合作有一个原则，即研发合作商一般不要求实验室为其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多数研究课题及内容由实验室和教授自行决定，以保证在学术研究上的自主、前瞻和原创。另一方面，与上述机械系的情况一样，媒体实验室可以从赞助者那里了解市场的动态，以及得到必要的财力和物力的支持。这样就构筑了一个典型的双赢模式，使媒体实验室成为美国一个著名的创新机构，他们的3D打印、智能制造、材料加工技术方面的创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中国的搜狐公司的创立和成功，也是得益于这个实验室的支持。
三、创新创业与产业界互相融合
MIT的全球产业联盟是连接MIT的创新源头和产业转化的桥梁，该联盟成立至今已经70多年了。这个校企合作机构连接着1700多家和MIT相关的创新型初创企业和260余家联盟会员企业，这些联盟会员企业都是经过MIT筛选的一些大企业，参加联盟要交一定的会员费，双方都有一些合作的责任和义务，中国建材也有幸成为成员之一。平均每年会有600个项目的接洽，当然也不是每个项目都能成功。技术领域涵盖太空探索、大数据分析、健康、纳米、生命科学、可再生能源、机器人、3D打印等等领域。在这些领域，MIT聚焦于实践的影响力和商业的价值这两个目标，通过与学校知识产权事务办公室、风险投资服务机构和企业互信机构的合作，构造成为一个创新中心，在这个创新中心里活跃着一些最新、最先进的思想和实践，以及和企业、社会之间的不断联系和互动，从而将企业的需求和麻省理工的人才、技术资源紧密结合起来，把学生创新创业、教授帮助指导和社会的应用推广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活跃互动的创新平台和融合纽带，达到创造商业价值、构建社会影响的目标。MIT认为这两个目标是大学对社会最重要的价值，尤其是后者。反观我们的大学，虽然这些年也在搞产学研合作，但缺少创业孵化的环节，很难形成产业的转化，使得产学研合作常浮在表面，流于形式，美国的大学在这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与借鉴。创意、创新、创业的融合，教育、研发、企业的融合，创客、试验室和资本的融合，是创新动力和创业发展的源泉。支持学生创业发展，不光是学校鼓励学生自我就业的途径，更是为大企业和投资人培育了最新的产业创新的种子，而麻省这片沃土正是提供了创新创业的雨露阳光。麻省理工的创新方式使我理解了什么才是开放式创新平台。
MIT产业联盟办公室负责人Karl Koster和我们交流联想到当我们走进MIT主教学楼时，看到的几个长幅：Education(教育)、Innovation(创新)、Research(探索)、Passion(激情)，我更加深深理解了麻省理工这个名校成功的源泉。春去秋来，一批批优秀的学子进入MIT，得到了悉心的教育，培养了他们的兴趣和激情，通过持之以恒的探索掌握了动脑和动手能力，而当他们走向社会之后，还继续给予他们学校的创业信息和指导，为他们接上翅膀，让创新的鸟儿飞得更高。没想到MIT作为世界顶级名校，不像我们的大学动辄数千名教工、上万名本科学生，只有1000多名教工、也只有4000多名本科生，这样却可以更加专注地进行教育和创新，这也颠覆了我多年来对大学规模的看法。在MIT我也得知，学校正在筹备第6个学院，而这个学院的业务方向定位于数字智能化和原有5个学院的结合，培养既精通智能化技术、又精通某门专业技术的双料复合性人才，学校耗资8亿美元的纳米试验楼也完成建设，麻省理工还在与时俱进发生着变化。看到MIT为美国乃至世界培养了一批批顶尖的人才，做出了那么多的创新和贡献，这不就是大学的宗旨和精神吗?我想麻省理工为什么会出那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什么能够号称世界第十大经济体，他们和我们教学和培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的产学研合作创新应向麻省理工学些什么?这是我看过麻省理工后留下的思考。
第二篇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授权办公室和全球产业联盟内外结合，相得益彰
来源：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秋凡科转等
MIT在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内部设有技术授权办公室(MIT-TLO)，外部设有全球产业联盟(ILP) ，内外结合，相得益彰，开创了“大学和企业”合作研究的模式，并把这种模式推广到美国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高等院校，作为世界一流大学在科技创新与技术转移等方面起到了先导性和示范性作用。
一、内部设有技术授权办公室(MIT-TLO)
技术授权办公室定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内部设有技术转移工作的技术授权办公室(Technology Licensing Office，MIT-TLO)，负责MIT校内从发明披露、技术评估、专利保护、到最终商业价值转化的典型大学技术转移流程。技术授权办公室工作流程
当MIT科研人员或团队在研发过程中取得了中一项有用的先进技术、设备或新材料等成果，并且觉得该项发明有价值或有必要向公众进行转移转化，他们会与TLO进行早期接触，并进入交流讨论的环节，双方共同将发明在后续披露、评估、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梳理，而后进入正式的技术转移流程：
表1. 麻省理工学院(MIT)大学技术转移流程
图1. 麻省理工学院技术授权办公室(MIT-TLO)的技术转移流程
麻省理工技术转移图解
二、外部设有全球产业联盟(ILP)
全球产业联盟定位麻省理工学院全球产业联盟(MIT 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简称ILP)相当于MIT于大学内部体系外成立的，衔接MIT科研资源与潜在技术需求方，为MIT提供专门服务第三方技术转移服务机构。
MIT-ILP创立于1948年，缘于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希望麻省理工学院在美国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提出麻省理工学院应该在促进和有效管理该校研究资源和全球工业有效整合方面产生价值。为此，麻省理工学院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为当时全球的企业与学校相关研究机构提供对接服务。
ILP是MIT专门设立的与外界沟通、合作的部门，同时也是世界企业接触MIT的首席门户和指南，是目前世界上同类计划中规模最大的产业联盟。ILP主要对传统及高科技业界中的世界领先企业发出邀请，目前全球已有超过200家龙头企业加入了该联盟。其最主要的一个功能定位是促进研究与企业间的交流。在成立时，这是美国和全球第一家高校与产业界开展全面合作的战略联盟，如今它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同类项目，致力于建立和加强MIT与全球企业之间的互动双赢关系。全球产业联盟服务内容
在一家公司加入ILP后，MIT将指定一名产业联盟专员(Industrial Liaison Officer，简称ILO)来负责和公司的一切合作联络事宜。ILO不仅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和资讯经验，同时也对MIT 的科技创新研究有着深入了解。他们将负责把公司的需求和兴趣表达给MIT 教授和科研人员，并让他们有兴趣参与到公司的管理及科研中来，并提供具体的技术咨询服务：
表2. 麻省理工学院全球产业联盟(MIT Industrial Liaison Program，MIT-ILP)服务内容
作为分离在MIT和MIT-TLO等体系之外技术转移第三方服务机构，MIT-ILP的建立体现了MIT构建“促进”和“管理”两个平行独立的体系，两者共同负责大学技术转移工作的工作思路。ILP的特色是有效整合“学校研究资源”和“全球工业合作”两个资源体系，成为职责明确的资源枢纽。此外“会员制”(据悉每年7万美金费用)的运营模式能够更加密切联系产业，调动产业积极性。MIT-ILP所指定的ILO往往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和咨询经验，并对MIT的科技创新资源有着深入的了解，能够负责与技术需求方的一应合作联络事务，是国际技术转移人才培养、能力建设等相关工作的有力参考。
MIT-ILP的建立为MIT和市场上的技术需求方带来了诸多便利：首先是针对MIT科技创新资源进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对接和交流形式趋于多样化，技术需求方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与大学科研人员、团队进行直接交流，探讨合适的协作方式;其次，科研人员、团队能够通过MIT-ILP衔接的具体工作更加便利地了解市场、产业中的实际问题，使其教学和科研工作能够更具针对性地开展，并且应用到在咨询过程中接触的实际案例，更受学生欢迎、也更能够培养受市场欢迎的毕业生。同时，科研人员也通过企业咨询服务增加了收入;最后，企业也能够通过MIT-ILP的服务更好地抓住市场机遇，有效利用MIT的最新技术与专利，掌握先机。第三篇
深度 | 谁在引爆产业集群？美国麻省理工创新创业模式揭秘！
文：金东寒 林雪萍，来源：财经十一人、知识自动化、秋凡科转等，原载2019年12月瞭望周刊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无疑是全球产学研结合最成功的一个组织。在科学研究领域，MIT的校友、教职工及研究人员中，共产生了9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而在产业发展领域，由MIT校友创建的公司,至今仍然活跃的有3万家，2014年报中提到的营业总收入约为1.9万亿美元。可以对比的是，在2018年全球Top10的经济体中，排名第九的巴西GDP为1.91万亿美元，紧随其后的加拿大GDP为1.73万亿美元。
图1：MIT校友创办公司的战绩(2014年数据)
这与麻省理工的建校宗旨有关，MIT注重实用性和可行性，关注现实世界问题的解决, 一直践行着“知行合一”的传统。“理论顶天，实践落地”，150多年来也几乎从没有变过。这其中，创新机制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创新与创业又紧密连接在一起。
军方在创新中的作用
二战是人类高科技高潮的一个引爆点：大量基础研究成果与工业生产得以紧密结合。苏联卫星首次上天以及随后激发的美国阿波罗计划实现成功登月，都是科研成果转化成生产力的里程碑时刻。在二战期间，MIT就已经与军方开始娴熟地合作，建立了美国大学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合作研发实验室：MIT辐射实验室，它被誉为“战争史上最大的合作研究开发机构”，并成功研制出雷达。在其鼎盛时期，全美国20%的一流物理学家都集中在此。二战之后，MIT辐射实验室自身开始实现裂变，建立了电子研究实验室、核能和国家林肯实验室。正是这些得到国家资助的实验室，使得MIT成为电子学、微波物理学和核物理学的领头羊。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产学研的合作之中，美国军方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在芯片、半导体的发展早期，只有军方才是这些高科技的用户。MIT校友创办的雷神公司，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军工巨头。而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雷神公司开始就制造供雷达使用的磁控管，后来才生产整个雷达系统。
根据《软件工程通史》作者Jones的统计，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军事和国防的软件应用数量，占据了整个市场的50%;还有38%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当然，那时候的科学研究也基本上是为国防服务的。可以说，工业软件产品就是美国国防部一手扶持起来的。同样，电子产业、半导体等诸多产业，都是如此。
这些合作，让军方十分熟悉如何驾驭高校的资源。也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不需要有科技部和工业部这样的政府机构。美国国防部在科技创新和工业领域与大学的合作几乎是天衣无缝。
军方不仅仅是提供给了资金，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国防需求和具体的应用场景。没有这些特殊的市场需求以及从预研到型号研制全过程的资金支持，基础研究成果很难最后被打造成实用的产品，再雄心勃勃的创新计划也常常会半途夭折。
产业集群为何会发生?
一个产业集群的兴起，背后通常会有一个引爆源。
环波士顿的128号公路两旁的高科技产业集群，成为上个世纪高科技产业集群崛起的典范。正是麻省理工学院起到了引爆源的作用。
作为打开小型计算机的大门的先行者，DEC公司是最为典型的代表。创始人奥尔森在麻省理工林肯实验室工作的时候，就参与了军方旋风计算机的设计。随后，DEC研制成功了世界上第一台小型机，率先掀开了计算机大众化过程中的第一个巨浪。
成功的公司本身就是吸引一切的最强大磁场。DEC的故事激励了一批MIT的科学家和闻讯而来的创业者。根据《MIT创新课》一书，在1951年128号公路初建的时候，这里只有MIT实验室出来的几家科技型企业。1979年，MIT周围已有300多家企业;1980年该地区中档计算机销售额为260亿美元，占全美销售额的34%。许多都是新公司。
产业集群蓬勃发展的背后，主角自然是大学。MIT一直鼓励其教师发挥“创业导师”的作用，不仅允许他们向本土公司提供咨询，也鼓励广大师生开办公司。MIT还与联邦政府一起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为初创公司提供融资，进一步促使128号公路的产业集群得以快速发展。
当然，128号公路电子产业集群的崛起并非只靠大学的力量。繁茂森林的背后自然有着充沛的水源。美国军方就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江大湖。当MIT加快输送技术、校友纷纷创立新公司的时候，军方和宇航部门也在不断提供真金白银的项目和真刀真枪的需求。
一起步，就能获得大量低成本的公共资源和用户资源，背靠积极进取的大学，和各种军方项目的资助是128号公路产业集群崛起的重要原因。
五分之一原则
是否允许大学教授通过服务社会获得额外收入?这在美国高校原来也有很大争议。但MIT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开始鼓励教授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为了避免这种行为影响教学工作，校方采用了“五分之一”的原则，就是允许教授一周内有一天的时间做与教学和科研无关的工作，其余工作日则必须为大学尽义务。这一原则，后来被美国各高校广泛采用。
如何协调好教授的教学科研与企业兼职之间的冲突，其实并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它只是一个历史性难题而已。解决难题的关键还是在于制度设计。
MIT校友创办的公司，在1990年猛增到近1万家，出现了一次井喷式的增长。这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知识产权法案——拜杜法案在1982开始颁布实施。拜杜法案改变了“国家投入国家所有”这一知识产权惯例，它规定国家投入的基础研发资金所产生的科研成果，将属于完成人所在的大学或院所等组织。而大学则可以各自制定灵活的规则，与教授们进行权益分享。
这一法案的推出激发了教授们对科技成果转化的热情，再加上融资环境大为改善，私人投资开始活跃起来，促使创新型公司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
从科学家到创业者
在麻省理工的剑桥区，肯德尔(Kendall)广场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的创新密集区。而在2008年的时候，这还只是少数人的一点想法。2009年这里开始启动“创新大本营”的计划。十年过去了，这里已经长成为一个独特的医药生态系统。因为邻近MIT，而MIT有着顶级的生物工程实验室和研究人员，这无疑是它最大的优势。《波士顿环球报》曾如此形象地描述肯德尔广场，“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而MIT就是主动脉”。
提起主动脉，就不能不提一个产学研一肩挑的传奇人物，他就是MIT的兰格(Langer)教授。作为美国工程院、科学院和医学院的三院院士以及最年轻的科学家，他拥有1300项专利(仅次于爱迪生的2300项)，有400多家公司通过专利转让获得兰格的授权。兰格以他为癌症患者发明了药物缓释的革命性成果而闻名。1980年，他创设了兰格实验室。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生物工程实验室，有40多家公司都是从兰格实验室中孕育出来。
兰格同时还是一个创业狂，创立了大量的企业，独具企业家精神，与资本合作非常愉快。在兰格实验室，专利申请的标准流程是在发表论文之前就先申请专利，从而阻止竞争对手吃到免费午餐。实际上，投资者和商业合作伙伴对这样的专利保护非常看重。没有IP保护的技术,无法吸引资金投入, 投资者不会放心去投资高风险高投入的项目。这是由资本逐利的本性决定的。
良好的创新生态
MIT有一套成熟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它不是一个政策，而是一个生态系统。正如《MIT创新课》一书所述，MIT把创业流程分为七个阶段，在每个阶段，都会有专业化的辅导机构在悉心指导，构建了一套较为成熟的“孵化器体系”。
图2：MIT从创新到创业的7个阶段(来源：《MIT创新课》一书，黄亚生等著)
例如，鼓励发明创新的Lemelson项目，只为激发年轻人的创新精神，鼓励年轻人通过发明追求创造性的生活。部分奖项甚至专门针对初中生和高中生。该奖项面向全世界，彰显了MIT的开放精神，2012年的获奖者就是斯坦福大学的一名实现了低成本基因测序的教授。但Lemelson项目并不是孵化器，它不会购买专利或者授权，也不会去做投资。
MIT媒体实验室则真正体现了“实验室”的精髓，专注于为人类的美好未来发明新技术。下设30多个研究小组，研究范围几乎无所不包。可穿戴设备之父Pentland，就发明了“可显示人情绪的指示仪”，它用物理手段，通过可视化来精确地显示在一场会议交流中，哪些人的观点被过于强化，哪些人则被忽视。
MIT那些野心勃勃的初创企业，如何实现从实验室专利技术到大规模商业化?这背后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技术许可办公室(TLO)。它早在1945年就成立，并在1985年更名成现在的名字——这也是拜《拜杜法案》所赐。改名之后，运行机制也发生很大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由律师主导(往往只负责专利执行和许可)，而更像是一个助产婆，开始在多环节中发挥一条龙的作用。这个机构类似一个特种兵作战队，核心人员都是深谙技术的技术许可人员，其他人员也各有专长，涉及到专利费计算、文书编写、专利申请等。由于教授没有精力和经验将自己的发明商业化，TLO做了大量细致的辅助工作，并积极进行营销。在最为核心的利益分配上，TLO收取15%的佣金，发明者获得利润的1/3.其他则由各院系和基金会共同分享。而发明者和MIT都会将各自收益拿出来，继续投入到科研之中，一个良性的循环，就永不休止地驶向创新的成功彼岸。
诸如此类的机构还有很多，有创业活动的主导者和推动者Martin Trust center for MIT entrepreneurship。这个创业中心，由既是学者又是成功创业者的企业家所创立，专门负责创业管理、投资和政策的教育和学术研究。也有专门提供小额贷款的Deshpande中心，有支持低收入国家创业的Legatum中心;一对一的企业家精神辅导中心(Entrepreneur Center)等。这里还设立了ILP产业联盟部门，专门来推进与产业界的联系。你可以与你心仪的企业家见面，并且获得他们的指导。这是一个深扎在大学的社会人脉网络，它的根系可能有着通天的力量。
对于中国的双创而言，最值得的借鉴的是，麻省理工提供了多样化的扶手，帮助在校学生和教授进行科技商业化的尝试。只有对创业过程进行精心呵护，创新之花才能更好地绽放。
不忘初心
MIT创立的初心，正如其校训中所寓意，就是培养手脑并用的精英人才。它的创始人认为透过教学与研究并且专注社会上的实际问题，是培养专业能力的最好方法。100多年来，专注实际问题、“通过实验进行学习”已成为学校的教育信条。这大大增加了技术的实用性和创新成功的概率。
麻省理工学院并不孤独。位于美国南部的佐治亚理工学院，就是担负发展制造业的使命而建立的。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作为战败的南方痛定思痛之后，认定就是科技和制造业不够强，才导致南方落败。佐治亚理工学院应运而生。二百年多年过去，佐治亚理工依然秉承向美国制造输送技术、输送人才的使命，它的工程专业一直位居全美大学前列。
麻省理工学院一直非常关注美国制造的动向。在上个世纪80年代，当美国制造受到日韩冲击的时候，麻省理工时任校长就动员全校各学科的教研人员通力合作，为解决美国生产力增长缓慢、工业停滞的问题出谋划策。最后专案小组的研究成果《美国制造》在1989年出版的时候，明确提出“一个国家生活得好，就必须生产得好”。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麻省理工的另一任校长也亲自从几个系挑选一批人，并成立了麻省创新经济生产委员会PIE。该委员会组织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举办了为期两年的全球性调研，深入研究“发明在本土，制造在他乡”可能会对创新带来的问题，并在2012年出版了《重塑制造业》两本书，大声疾呼重建美国工业生态系统。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高等学府面对国家危机和战略需求应有的积极态度。
小记
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发展的征途中，中国大学需要证明自己是一支重要力量。大学自身的创新之路，也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提出者克里斯滕森在探讨大学创新的一书《创新型大学：改变高等教育基因》中分析了包括哈佛大学在内的创新案例。即使是大学，同样需要不断的创新。
中国制造要进化，需要官产学研用各方协同参与。中国大学，在中国走向制造强国的征程上，更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改革不合理的考核体系，积极投身国民经济主战场，在推进中国制造业提质升级、支撑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MIT的创新教育和创新机制设计值得中国大学借鉴。
参考文献：
1.《MIT创新课》，黄亚生、张世伟等著，中信出版社，2015年1月2.《软件工程通史》，Capers Jones，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7月，P803.《创新型大学：改变高等教育基因》，【美】Clayton Christensen等，陈劲等译，2017年1月，清华大学出版社。
